05人民公社大饭堂（选自《申弓回忆录》）

申弓

公社大饭堂时，我七岁。村上凡有面朝太阳的墙壁，都写上红红的大字，听大人读，那叫“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”。那些字都是用一种红色的泥粉冲水来写的，我们叫它红毛泥。那些红毛泥就存放有宗信公那边靠近灰沙禾堂的一间屋子里，门没锁，我们几个小朋友，平时都是一丝不挂，看到这些红毛泥，便一起进去，将全身滚在那些浮尘里，走出来时一个个变成了红孩儿，在全村里游走着，惹得大人们一片骂声，也激起了阵阵笑声。跑够了，玩累了，就跳到河里洗涮干净，然后一溜儿冲到大饭堂去吃饭。

那时候我们村经历了这样的事，全村每家每户的灶都封了，而且凡是铁制的炊具都砸了，拿去炼钢铁。原来每逢黄昏炊烟四起，鸡鸣狗叫，家家透出饭菜的香味，这时变成大家集中在一处，人声鼎沸，全村男女老少都在中心饭堂用餐，只要拿个海碗和一双筷子去就可以饱餐一顿了。

我跟父亲去过大饭堂，那阵势真的让人难忘：一排儿十多口大铁锅，那煮出来的白米饭用谷箩盛着，这边盛出来，那边继续倒米下锅，柴火烧得旺旺的，人们按需打饭，能吃多少打多少，吃完了将碗放在一个架子上，第二顿再来。

我说这样多好？原来在家里就没有能够这么放开来吃过，不是吃稀粥，就是吃红薯，来大饭堂多好？在我的记忆里，在家里就没有能连续吃过两顿的干饭，一般都是过年过节，才能煮出一钵大米饭来，平时吃的粥，都是能照得人人影的，用句俗话说是脱裤下去也捞不着几粒饭米。现在多好？任吃任拼，并且还不用自己烧煮，吃现成。

父亲的眉头却皱了起来，说：“七仔啊，好是好，可哪里来这么多的大米，这样能吃多少天？”

那些饭只管煮，有时吃不完，也没有养猪，造成了很大的浪费。倒是母亲有心，偷偷拿了些剩饭回家，趁着太阳放在天井里晒干。大哥看见说她多余了，说只管放心去吃就行了，说那些大米是从外地运来的，吃完了，就会有大车送来。母亲虽然没有文化，却提出了疑问，外地？外地就有吃不完的大米？莫非有水推来？或是铁拐李给造出来？

大哥却说，这个你就不用操了，自然有人管，听说外地现在粮食增产可多咧，一亩田就有五六万斤，有的超过十万斤，你就放心去吃是了。

想不到这天真的变了，由原来的吃不饱变成了想吃干的吃干的，想吃稀的吃稀的，想吃多少吃多少。

果然，坚持不到十天，那米仓空了，也没见有大车运来。到了餐点，人们都涌向大饭堂，可管煮饭的旺三公，用只大铁勺敲着厚厚的铁镬，“当当当，来啰，一勺西北风啰！”

米是没有了，可人总得吃饭，一顿不吃就难受，两顿不吃就无力，三顿不吃就病倒，再不吃就会死人。社里的人便煮红薯，让大家用红薯充饥。可没几天，红薯也吃完了，饭堂便解散了。不解散也没有东西煮了。可解散之后，家里也没有粮食，甚至连煮饭的锅都没有了。好在当时用的多是砂锅，随便找一只来，三块砖头一架便能生火，问题是有煲无米，再巧的妇女也难为这无米之炊了。

在大家饿得哇叫时，母亲拿出了早日晒的饭干，用火一煮，便成了上好的食品。只是母亲偷偷晒出来的饭干，数量十分有限，没几天便已告罄，大家只好又去找一顿吃一顿，实在找不到粮食，什么谷糠，芭蕉头，黄狗头，甚至木瓜杆都成了人们充饥的上好大餐了。

我们还算好点，大饭堂时入了幼儿园，我跟大侄还能一日三顿吃上稀饭。我的爷爷就是在这个时候死去的。记忆中，我的爷爷个子高高的，因排行第五，被人们称之为阿长五。大饭堂这年已经近八十了，可为了生存，还得一天三顿拿上个陶盅到饭堂去打饭。曾经来一次，因为行动不便去迟了，米饭没有了，治保员沈德楼给他打了一勺稀粥，说“老大人食咩咩”。爷爷提着一盅稀粥回来的路上不慎摔了一跤，自此一病不起，到了缺米的时候便驾鹤西去了。算不算大饭堂饿死的？我也说不清楚。

现在回想起来是多么的荒唐，建国才不过十年，各种生产关系还都没上正轨，共产主义就来了。民以食为天，三餐有干饭，而且是按需获取，这是多好的事？连大哥也相信，那大米慢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地运来。相信不只于我的父母有忧虑，稍有点经历的人也不能相信，我们村的米从外地运来，那外地的米呢，又是从哪里运来？然而，父母的忧患意识也是无可奈何，便有了我们的断炊断粮，便有了我们那一代的营养不良，便也有了永远的笑话：亩产可以达到十万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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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弓，原名沈祖连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广西小小说学会会长。已出版小小说集《男人风景》《做一回上帝》等18部。曾获得广西文艺铜鼓奖、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。作品入选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》《微型小说鉴赏辞典》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等国家大书。部分作品译为外文发表到欧美及东南亚等地，并入选日本、加拿大等国家大学教材，曾供职于钦州市文新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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